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政策出台、试点执行和政策调适过程来看,社会各界普遍将其视为三医联动的突破口,即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主要内容,以三医联动为政策逻辑,在遵循医改客观规律的前提下,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。因此,有必要深入分析我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,牢牢把握其政策属性,通过识别政策执行过程中三医联动的症结,研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机制安排。
2018年11月,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》。
2019年1月,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》,部署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四个直辖市和沈阳、大连、厦门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西安七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(后简称“4+7”试点)。
2020年1月,国家医保局牵头多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》,取消试点地区限制,进一步完善招采机制,实现一次招采全国同步实施,推进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制度的常态化。
药品的价格和费用始终都是医改关注的焦点,议题显著性很强。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医疗负担问题,并将降低药费视为控制医疗费用上涨、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手段。各级政府通过探索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的“一升一降”、取消药品加成、实施“药占比”管制等方法,尝试推进医药分开和药费下降。
但也有研究发现,这些政策往往着力重塑药品生产、流通和使用市场中的供需关系,虽能在短期内有效抑制“以药养医”,但能否在根本上改变过度医疗的激励机制、降低社会整体医疗费用、确保医保基金长期可持续运行,仍然存在广泛争议。
我国药品政策经历了从“政府全面管制”到“管控放开、部分管制”,再到党的十八大强调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,推进药品医保支付价改革,落实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一系列过程。当前,我国政府采用的是以三医联动为核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,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多方共治来实现对药品价格的动态均衡管理,从而形成药品“议价”新格局。
经调研发现,某些试点城市考量到政策过渡的稳定性需求,由于当地医保基金支付能力较强,中选药品和非中选药品的自付比例差距不大,这使得药品的降费压力主要集中在了前端的采购环节,而后端药品使用环节的激励机制还有待完善,通过支付标准策略带动患者用药行为改变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。
推动信息化标准化建设,借力大数据提高医保治理水平。一方面要加速信息平台建设,加快推进国家医保局招采管理平台与各省级招采管理平台对接,实现数据共享,形成一套完整的集中采购信息系统,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;另一方面要推进医保信息标准化规范化工作,形成全国医疗保障标准清单,启动部分医疗保障标准的研究制定,重点开展医保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、医疗服务项目、药品、医用耗材4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测试使用,以利于下一阶段带量采购工作的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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